匯報訊

來源：頭條 對于問題通報，我深受教育和警醒，我作為市政府分管這項工作的領導，應該進行深刻檢討，廣州市政府作為屬地政府負有重要責任，應該進行深刻反省。” 5月11日，在生態環境部機關里舉行的約談會上，廣州市副市長馬文田就該市多家企業非法轉移傾倒危險廢物、政府部門監管失職表態。這樣的環保約談已實行多年。從2014年起，生態環境部（原環保部）已經約談了61個地方政府。約談地方主政官員，生態環境部的這個手段近些年頻頻進入公眾視野。被約談的是哪些地方？因何被約談？約談后的成效如何？（來源：北京青年報、生態環境部）

北青報記者梳理發現，具體約談原因通常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類是中央環保督察或其他專項督查發現問題較多且整改不力。 今年4月下旬以來，生態環境部密集通報了多起中央環保督察后污染反彈及整改不力的事件。4月20日，生態環境部先后通報了湖南省邵陽市威凌金屬有限公司、湘西自治州永順縣鴻升紙業有限責任公司、江蘇省鹽城市上市公司輝豐生物農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多起環境污染事件。鹽城市政府就在5月11日的約談名單中，因對輝豐公司查處不力受到點名批評。 在各類專項督查中，約談城市最多的是京津冀“2+26”個城市大氣治理強化專項督查。從2017年4月開始，原環保部從全國抽調5600名環境執法人員，對京津冀及周邊傳輸通道“2+26”城市開展為期一年的大氣污染防治強化督查。3個月后，河北省衡水市、河南省滎陽市、山東省淄博市以及山西省長治高新區等地方政府負責人被約談。原環保部負責人在會上介紹，之所以約談這4個市(區)，是因為在正在進行的京津冀“2+26”個城市大氣治理強化專項督查中，這些地方被發現對存在的污染問題整改不力。“這項史上最大規模的督查已經持續了3個月，但依然有企業在頂風作案，有政府部門弄虛作假”。 一個月后，天津市東麗區、河北省邯鄲市、保定清苑區及河南省新鄉牧野區4地政府主要負責人也被請到原環保部接受約談，原因也是在“2+26“城強化督查中整改工作進行緩慢。

第二種是年度或季度考核不達標或排名靠后。 本月剛被約談的山西省晉城市、河北省邯鄲市和山西省陽泉市就屬于這種情況。生態環境部根據《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空氣質量改善目標評估考核結果，確定晉城、邯鄲、陽泉3個城市考核結果為不合格，它們因而被約談。再往前一些的2015年，作為數月全國大氣環境質量倒數前十名的城市，鄭州被原環保部約談。

第三種是中央領導批示或新聞媒體曝光、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環境問題。 典型情況如2015年因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約談甘肅省張掖市，2016年因山西華興鋁業發生礦漿泄漏事故造成環境污染約談山西省呂梁市等。 從這些約談原因便能看出，環保約談的主要目的是督政，督促地方政府切實傳導環保壓力，落實整改具體環境問題。

據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公室副主任劉長根介紹，約談工作在今年將會繼續加大力度，約談工作重點圍繞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上，約談對象擬主要聚焦在幾個方面：一是力度不夠、工作滯后、問題集中的地區。二是沒有完成大氣、水、土壤三個“十條”目標任務，環境質量明顯下降的地區，特別是造成了不好影響、不良影響的情況。三是整改不力、問題反彈，并造成不良影響的地區。不過，其坦言：“約談是手段不是目的，也不是越多越好。”重點是發揮教育、警示和震懾作用，督促當事者加大工作力度，警示其他地方以此為鑒，查找不足，主動作為。通過約談一個，推動一片工作，這才是目標，所以約談要加強針對性、典型性。與此同時，作為督政的兩柄利劍，約談正在和量化問責緊密結合。 【環保約談】 2014年，原環境保護部出臺《環境保護部約談暫行辦法》，明確規定，約談是環境保護部約見未履行環境保護職責或履行職責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有關負責人，依法進行告誡談話、指出相關問題、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